刘敏 岳晓林:海洋社会研究的兴起及其全球拓展
更新时间: 2019-08-19

  回顾学术传统,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处境加深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海洋的重要性得到全面彰显,以海洋社会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范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社会研究不仅在学理上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海洋特征,而且在海洋社会学、海洋人类学等学科建设和理论范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以海洋为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一个崭新的全球海洋社会,基于中国经验的海洋社会研究也将适用于沿线国家的海洋发展及海洋族群研究,全球海洋社会研究有利于全球海洋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1840年以来,以海洋为对外开放和交流的主通道,中国不断从一个闭关锁国的传统乡土社会,转变为文明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并日益成为一个有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的现代民族国家。近年来,以海洋强国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为契机,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繁荣发展也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海洋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而且,随着一系列的学术争鸣及意义探讨,海洋社会研究也逐渐得到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学界的认同。

  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如何在西方海洋文明的语境下反思和呈现中国的特色海洋文化及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如何通过海洋社会研究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乃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本文选择通过对海洋社会研究的起源、兴起与全球海洋社会研究的拓展的文献梳理与历程回顾,以期更好地回应上述问题。

  作为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和多元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不仅拥有多元的海洋实践活动,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从最早的东夷百越族的海洋探索,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到清末海洋活动的开展,都表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海洋实践活动历史与深厚的海洋文化。然而,海洋实践活动和海洋文化的历史积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清末蓬勃的海洋活动为例,尽管该时期的海洋实践活动以及一系列的海洋思想探索推动了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海洋活动的开展并非完全是民族内发而是在外患基础上爱国之情的激发与趁势而为。

  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近代中国海疆门户洞开、内忧外患处境加深。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使得清朝被迫在沿海地区开口岸、辟商埠,甚至割让香港岛、九龙等地给外国,自身领土主权被侵害;另一方面,海洋的重要性借此得以全面彰显,社会普遍激起了强烈的海洋开发意识与行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海洋探索,包括学习西方海洋文明、兴办轮船企业和建立海军等现代海洋实践活动。由此,沿海地区不仅成为传统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与主动融入世界的起点,更成为传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窗口与试验田,客观上为中国从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融入世界潮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海洋实践活动范围大大增强的知识产物,海洋思想和海洋研究也随之确立起来。在沿海地区,以林则徐、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地求新图变,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作为传统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研究世界史和探索中国海洋思想的重要著作。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之上编纂《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海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书不仅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和论述了海防的战略战术等,还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即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正是在林则徐等人所确立的中国近代海洋思想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不仅开始流传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著作也逐渐增多。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文化壁垒,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海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纵观中国海洋实践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在漫长的海洋实践中诞生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文明古国、文明大国,中国虽然在东夷百越时期就开始探索海洋,开展了众多海洋实践活动,并积累了深厚的海洋文化,但应该强调,海洋社会研究的重要性直至晚清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才得以彰显。也正因如此,一种所谓“西方为海洋文明,中国为陆地文明和乡土文明”的二分观念也建立起来,并在较长时间内制约了海洋社会研究的继续深入。

  可以说,以海洋为通道,中国日渐实现与世界的接轨,中国传统的海洋实践活动开始了深刻的转型与变革。虽然这个阶段的海洋实践活动面临很多困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海洋文化实践也未摆脱大陆文化的附属地位。但所有这一切尝试性的海洋实践活动都蕴含了现代化转型的有利因素,为传统海洋文化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虽然中国的思想界对海洋社会的关注时间偏晚,但海洋社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贡献是一以贯之、影响深远的。更为重要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断深入,包括港口开发、造船业发展等在内的海洋发展事业与国家的开放与富强、民族的崛起与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海洋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也在事实上得到了彰显和推进。

  如果说我国海洋社会研究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列强以海洋为路径侵略中国的影响,那么国内海洋社会研究的兴起与持续推进,则更多的是呼应海洋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以及当前国内学界对海洋发展问题的学科努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主动融入世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地区不仅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商业理念,而且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扮演着承接西方、启示内陆的作用。正是因为海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海洋社会研究成为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学界的一个研究热门,并日渐成为一个产生丰硕成果的学术命题。

  通过梳理国内相关研究,有关海洋社会的学术探讨基本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基于海洋人类学的路径,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维度,来阐释和理解海洋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建构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二是从海洋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海洋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建构,进而具体探讨中国的海洋环境及海洋发展问题。

  在第一个层面上,吴春明强调了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不是一种移植的、片段的、中断的文化,而是一种内生的、长期的、延续的文化。杨国桢、王鹏举则运用了众多史实,论证了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麻国庆以华南区域山地、河流、海洋等自然空间的探讨为基础,阐释了海洋在环南中国海族群之间物质、人口、文明等的互换与交流中的特殊作用,有利于实现跨区域的整体社会体系的建立。赵旭东把“一带一路”看作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之间互惠的“通道”,人类的文明就在代与代之间以这种动态的方式进行碰撞、互换,积累,以一种差异性的互惠往来去追求跨地域的互惠。

  在第二个层面上,海洋社会学作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在理论分析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与海洋发展不可持续的现实,并提出了有效的建议。例如,唐国建、崔凤以海洋开发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区域社会发展方面的意义等。②崔凤、葛学良则通过梳理我国从1989~2013年有关海洋环境的各类政府公报,总结了我国海洋环境状况的变迁历史,试图探寻其变迁规律与发展趋势,并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赵宗金在对人海关系基本理念的分析中强调了公民应在新生态伦理学的指导下不断增强海洋文明意识观,这不仅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更有利于海洋的可持续开发。此外,相关学者还从现实与理论双重角度分别描述了我国目前拥有的海洋资源、面临的生态压力以及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提出了为实现我国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梳理国内学界海洋社会研究的学术脉络,发现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无论是海洋人类学的路径,还是海洋社会学的视角,当前海洋社会研究都没有具体回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海洋文化与西方的海洋文明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二是如何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海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同时,却又面临海洋环境问题日趋突出、海洋发展不可持续的事实。

  针对第一个问题,传统中国并没有产生类似地中海文明的海洋文明,这是因为现代海洋文明是文艺复兴以来所兴起的西方概念,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对于世界的拓殖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因为传统中国有渔盐交商等各种海洋实践活动,以及由此所积累的深厚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的海洋文明有共通之处,而以南海为中心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明证。但当前中国海洋社会学的一些论述,仍多在中国海洋实践与海洋文化的特殊性上过度渲染,不仅无法与西方的海洋文明形成对话,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难以为理解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做出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社会研究在海洋发展的成就与危机、海洋环境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中国的海洋开发活动提供了切实的引导与支持。

  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范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社会研究不仅在学理上描述、证实了海洋文化从诞生、传承到发展的初步轮廓,在海洋社会学、海洋人类学等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深入剖析海洋、改革开放与海洋社会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沿海之地,立足于海洋,而海洋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有助于中国更加全面、合理地进行开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合理正确地诠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有助于我们明确海洋社会研究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的是,海洋社会研究日渐成为一门特色显著的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中国主动适应和融入全球化、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快速变化及各种思想交流冲撞的历史过程。随着中国和世界全方位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海洋与世界的海洋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作为沟通全球社会的桥梁与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实现了跨区域社会的建立,更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的海洋与世界的海洋实为一体的全球海洋社会观,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亟须我们在全球海洋社会研究中去发现和认识。

  从实践角度出发由于海水的流动性.海洋渔业及生态资源枯竭、海洋溢油、海洋垃圾、海水酸化等海洋环境问题本身就需要全世界沿海国家共同解决。而且,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跨区域的全球海洋社会建立,这些海洋环境问题演化为全球社会问题。因此,在原因追究与治理问责难以具体落实到单个国家、单个区域,又需要众多国家与区域共同合作时,我们就需要在全球海洋社会的整体视角下去看待与治理海洋环境问题。从理论支持与时代背景出发,仅仅靠单个国家的海洋实践和海洋理论不足以支撑全球海洋社会的治理与全球化的海洋强国建设,全球性的海洋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我们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调跨区域社会的发展。所以,全球海洋社会研究的诞生亦为顺应时代,势在必行。

  从主观上讲,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作为全球海洋社会建立的先行者,积极进行海外拓展、建立全球海洋社会的重要性。从客观上讲,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号召下,我们有能力也应该“走出去”,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思维来理解全球海洋社会,在本土海洋社会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海洋社会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建立全球海洋社会打下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因此,不论是在学科意义上将一种异于乡土文明的海洋文明呈现给学界,提供另一种反思中国、看待世界的研究视角,让中国的社会学有进行多元想象的可能,还是为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服务,为全球海洋社会与全球社会的建立服务,我们都应该坚持海洋社会研究从国内向国外拓展的发展战略。

  因此,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者而言,除了进行更加扎实的理论建设、密切跟踪和把握中国海洋与社会关系演变的新趋势,结合中国当前海洋生态治理与海洋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经验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从“中国海”到“世界海”、从“乡土性”到“全球性”的转变。为此,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海洋社会研究的新思路,强调从海洋的角度,来呈现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互构关系,进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秩序、发展、治理等新问题。例如,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早期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各族人民利用海洋通道,实现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等交流,构建了一个以海洋为基础的跨区域共同体。这种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特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生态环境的唇齿相依、族群关系上的血脉相亲、历史长河里的荣辱与共、社会文化上的相互交融,都使得环南中国海区域形成了超越国家与民族边界的整体社会,即跨区域社会。

  那么,我们需要利用什么方法或走哪条路径才能够实现海洋社会研究从国内向国外的成功拓展,进而构建全球海洋社会呢?从当前“一带一路”的社会科学发展来看,对海洋社会的研究,大多属于国际关系问题、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而且这些学科领域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海洋社会研究若要实现其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范式的创新,进而发展海外社会研究,就一定要牢牢坚定社会学的学科自信:一是坚信从改革开放以来日益严峻的海洋社会问题中应运而生的海洋社会研究,一定能够在中国社会学的大家庭中谋得一席之地,并有利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及本土理论范式创新;二是坚信海洋社会研究不仅能够回答中国的海洋与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回答全球海洋治理与海洋发展、海洋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问题。

  21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们希冀“天下大同”的世界,全球社会应运而生。作为全球社会理念最重要的代表,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构建区域性的全球海洋社会,实现全球社会建立的雏形。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在于推进全球不同文化、区域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跨区域社会体系。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下,全球的海洋与海洋生态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跨区域的全球海洋社会。这就使得我们越发需要用全球性的眼光与视野去面对全球争端与冲突、理解全球社会问题,尤其是全球海洋发展问题。尽管中国社会学以研究和理解中国本土社会问题为旨趣,但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社会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扩展视野,增强想象力与创新能力,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贡献力量;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本土社会问题,对于避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流于表层化和边缘化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世界格局变化下引发的全球海洋社会研究不仅有利于全球海洋社会的诞生,有利于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更可以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使人类世界实现永续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之中,本土化与本土知识的国际化是一对颇有张力的学术议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自海洋社会研究出现以来,该研究便展现出弥合这种张力的努力,进而呈现独特的学科视野。作为一种本土生产的知识,在学科发展和壮大过程之中,海洋社会研究便形成了以“海洋社会”为对象、以实证研究和事实呈现为主的研究局面,并试图将海洋社会的文化、历史、环境等方面的整体状况呈现出来,从而通过认识、对比海洋社会与乡土文明,深化了我们对乡土中国及其社会转型的认识,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创新及本土知识的国际化。

  但是,作为我国社会学一个新的分支和研究领域,近年来,海洋社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知识界和政策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应该强调的是,海洋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有概念。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荷兰、美国等,本身就是大航海时代海洋文明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其社会本身就包含海洋的特性,因此不必再强调社会的“海洋”特征。例如,诞生于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背景之下的现代西方人类学,本身就有研究海岛、渔民、海洋社会组织与海洋文化的学术传统。而作为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国家积极地进行海外扩张,近代中国则一直处于被动地敞开国门、接受异文化的地位,无暇顾及中国的海洋社会研究与海洋发展,更没有能力走出国门研究其他国家的海洋文化。

  此外,中国的海洋发展问题与欧美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欧美社会的过度捕捞、海洋环境污染、海岸带破坏等问题没有我国严峻,而且体现在我国没有独立发展出海洋社会研究这门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学术界没有关于海洋的理论探索,也不意味着中国的海洋社会研究是一门闭门造车、独建体系与自说自话的学科。事实上,中国海洋社会研究以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为基础,并综合借鉴海洋科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学术实践一直秉承本土化与本土知识国际化的双重传统。换言之,在全球海洋社会研究的推进过程之中,对海洋社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模式的探讨也十分重要,需要海洋社会研究的研究者们努力去寻求主流社会学与新兴学科、国外海洋社会研究与国内海洋社会研究之间的契合性,突破乡土中国传统与主流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束缚,立足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创造适合于海洋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构建全球海洋社会研究的理论范式与价值体系。

  总之,拓展海洋社会研究,既是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的体现,也服务于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这个目标。我们应该从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这两个方面推进海洋社会研究,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学以新的理论范式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宏观发展框架之下,海洋社会研究正在努力发掘和发展本土知识中的普遍化内容,积极通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洋社会实地研究:一方面,拓展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及理论范式创新,进而让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真正“走出去”,为国际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与中国相似的金砖国家,如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等,正处于海洋经济加速发展的阶段,基于中国经验的全球海洋社会研究也将适用于沿线国家海洋发展及海洋族群研究,从而有利于全球海洋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本文转自:《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9;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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